武汉家政（www.39clea.com）讯：习近平的母亲是不是曾经专门开家庭会，要求其他子女不得在习近平工作的领域从事经商活动？李克强的爱人是干吗的？他们有几个孩子？诸如此类的信息以前属于“敏感内容”，网友们是百度不到的，但是如今，包括习李在内的七位常委的“家务事”、“私生活”都通过新华社面向全球公开发布，这一举动为改革开放30年来所罕见，它引发的连锁效应值得关注。

　　“常委公开家务事”引发的第一种效应是“消解政治敏感，扩大话语空间”。

　　在任何一个国家，老百姓对于国家领导人有着怎样的家庭生活、青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等等这类信息，注定十分关注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这类信息以往对于普通中国百姓来说“极其稀缺”、“十分敏感”。既然从正规渠道获取不到，于是一些所谓的“秘闻”便开始发酵，真真假假、神神秘秘，反倒大行其道，对中国政治运作走向“透明”和“公开”更加不利。此次七位常委特稿的刊发让一些敏感词汇不再敏感，扩大了媒体与民间的话语空间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　　“常委公开家务事”引发的第二种效应是“自上而下垂范，主动接受监督”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许多官员嘴上总是挂着“欢迎大家监督我的家人和身边的人”之类的话语，可是，一个人对他自己毫不知情的人和事是无法行使监督权的。近年来，官员配偶打着官员本人的旗号收受贿赂、徇私舞弊的事并不少见，更有甚者，一些骗子冒充领导家属也能屡屡得手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，领导的“家庭成员”往往被人为地视为“机密信息”，禁止公开传播。此次七位常委不仅仅公开了家庭信息，其成长经历和工作经历也特别详细，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一则新闻，河北省馆陶县29岁代县长闫宁3年升4级，面对舆论质疑，当地政府将其简历当成“机密”秘而不宣。共产党总书记的成长历程，都能详细披露，一个县长的简历怎么就成了“机密”？没有公开，监督就会成为一句空话，希望以后，中国所有官员再也不要动不动拿“隐私”为借口，拒绝监督，因为官员必然要接受“更少隐私权”的代价，这已是常识。

　　“常委公开家务事”引发的第三种效应是“联通两个舆论场，推进财产公开制度化”。

　　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把现在的话语体系比作是两个舆论场，一个是多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党报、通讯社等“主流媒体舆论场”，另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、主要在互联网上体现的“民间舆论场”。这两个舆论场的话语方式和关注焦点是有明显差异的，但是，此次源于“主流舆论场”的七常委特稿，就从一开始得到了“民间舆论场”的热烈追捧，说明真正具备新闻价值的报道不会被“民间舆论场”刻意冷落。七常委之一的俞正声曾经通过电视台公布自己的收入，这一信息放在当前十分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，被两个舆论场共同放大。自1994年起，我国《财产收入申报法》就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，其后十数年间，关于尽快出台此法案的呼声，一直连绵不绝，但始终未能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。“让人民监督权力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”，这是十八大报告的郑重宣言，此次七常委借这种方式公开家庭信息主动接受监督，有望通过两个舆论场凝聚社会共识，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前行，让这组特稿的正面效应不止步于坊间的津津乐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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